揭秘：翻译大师傅雷的悲欢人生

傅雷走上翻译道路是一种偶然，也是一种必然。

傅雷1927年赴法国留学，读到了罗曼·罗兰的著作《贝多芬》，顿时如受到神光烛照，心灵创伤受到抚慰，全身喷发出一种生命力的激情，感动得嚎啕大哭。傅雷发愿要将《贝多芬》一书译出，在他看来，“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，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?罗兰所负的债务。”

1931年，傅雷开始翻译《贝多芬传》，1932年11月完成。他满情希望地将译稿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，结果遭到无情的退稿：该书已有有几种中译本;傅雷是个默默无闻的新人。

傅雷十分失望，决心向贝多芬学习，不向命运低头，于是继续翻译法国大文豪罗曼?罗兰的另外两部名人传——《弥盖朗琪罗传》和《托尔斯泰传》。

傅雷完成了两部人物传记的翻译，怀着对精神导师的无比尊崇，在1934年3月3日在上海致函罗曼?罗兰。

他在信中写道：尊作“名人传”三册，现已译竣，祈允予付梓出版;先生关于三大天才之著作，已哺育万千青年，谅各现行语言早有译本，中译已落后手。个中原因，容弟子追述一二，俾先生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力从事哉。

接着，傅雷对当初读到《贝多芬传》时的振奋动情形进行了追述。最后，傅雷希望罗曼?罗兰能够回函，并请求能将回函作为序言刊登在他的译著前面。

信函寄出去了，傅雷焦急地期待着大师的回复，世界著名大文豪会给一个中国的无名译者回信吗?

7月，上海最炎热的日子，傅雷收到了罗曼?罗兰6月30日的回信。

“足下移译拙著《贝多芬》、《弥盖朗琪罗》、《托尔斯泰》三传，并有意以汉译付刊，闻之不胜欣慰。” 罗曼?罗兰在信中说，大师对于傅雷信中对“不抵抗主义”的表述作了一番指正。

接到罗曼?罗兰回信不久，傅雷有一位朋友要去欧洲，傅雷考虑到在上海向国外寄信不方便，就在8月20日匆匆赶写一函，托请朋友到欧洲后寄出。傅雷在信中首先郑重地表示，“6月30日赐书奉悉，不胜感激。”，他接着告诉大师“名人三传”即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傅雷附了自己一帧照片，照片背后写道“谨致深切的敬意，傅怒安。1934年8月”字样，傅怒安是傅雷的别名。

《托尔斯泰传》193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序言以作者罗曼?罗兰致译者书替代;《弥盖朗琪罗传》1935年8月出版。傅雷本人极其看重的《贝多芬传》十多年后又重新译过，由上海骆驼书店排印——傅雷为这3种传记前后花费十几年的心血。以后绵延数十年，罗曼?罗兰的作品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，译者傅雷功不可没。

50年代初，傅雷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，重新返回书房。他重译了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、罗曼?罗兰的《约翰?克利斯朵夫》，新译了巴尔扎克、梅里美等多部作品，迎来了他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。傅雷译文传神，行文流畅，共翻译34部作品，一生译作逾500万字;他的遗著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《傅雷家书》等，也深受读者喜爱。

傅雷的名字，在中国翻译史上，在亿万读者的心目中，闪烁着永远的光辉。

和刘海粟翻脸，和女歌唱家婚外恋

傅雷性格刚烈，耿直暴躁，不过却是待人十分真诚。

1931年10月中旬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邀请傅雷担任办公室主任，兼授美术史和法文，刘海粟还聘请在北平美专任教的俞剑华先生来校任教。刘海粟考虑到学生们不太了解俞剑华，就让人在学校长廊上挂出俞剑华的10多幅绘画作品。

这天，傅雷和刘海粟一起走进学校。傅雷看到长廊上的画，立刻对工友下令：“这些画没有创造性，才气少，收掉!”工友立刻奉命将画全部拿了下来。

这时，俞剑华正好过来，看到了全部情景。刘海粟感到很尴尬，就把俞剑华介绍给傅雷，俞剑华也主动向傅雷打招呼，可是傅雷冷淡地点了点头，掉头就走开了。

刘海粟很难堪，追进傅雷办公室，问他：“你怎么这样傲慢?”

“此公没有本领，只会抄书。”傅雷不屑地说。

俞剑华胸襟宽阔，并不计较，还是和傅雷来往。20年后，傅雷被划为“右派”，俞剑华在南京任教，他到上海必要来看望傅雷，有新著出版必定送呈傅雷指正，两人成为好朋友。

傅雷为了打抱不平，还和刘海粟翻了脸。

一天，刘海粟请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张弦上他家，打开一本宋朝画马名家李公麟的画册，请张弦临摹一幅。张弦把画临好了，刘海粟很满意，留他在家吃饭。第二天又约张弦临摹一幅，又留他吃了一顿饭。他在张弦临摹的两幅画上题了“海粟拟李龙眠”，张弦的作品就属于刘海粟了。张弦画了两天，换来两顿饭，一分钱报酬都没有。

傅雷爱知道了很不高兴，承认刘海粟“待我个人极好”，但“待别人刻薄，办学纯是商店作风，我非常看不惯”。

1933年9月，傅雷辞职。不久，张弦因病逝世。傅雷闻讯后致信刘海粟，“把张弦的死讯在报上登一新闻，让他数年来的桃李得悉;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;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，所得的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;设法叫博物馆购藏他的一张作品。”

此信一去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回音。

傅雷再也忍不住，拍案大骂刘海粟，宣布永远不再和刘海粟这种自私的人往来。

傅雷脾气火爆，幸运的是拥有一个温婉的妻子朱梅馥。

932年，傅雷学成回国，与朱梅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朱梅馥和傅雷一样也是浦东南汇人，她初中高中都是就读于教会学校。大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这样评价她：“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、慈爱的母亲、沙龙里的漂亮夫人，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，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，里里外外的杂务，让傅雷专心工作，她还是傅雷的秘书，为他做卡片，抄稿子，接待不速之客。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，好助手，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。”

傅雷在婚后爱上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成家榴。

他爱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，只要情人不在身边，他就无心做任何事，这时朱梅馥就打电话给成家榴：“你快来吧，你来了，他才能写下去。” 成家榴来了，坐在他身旁;朱梅馥送上茶水，然后悄然退出书房，让他们两人单独相处。

傅雷大儿子傅聪这样回忆道：“成家榴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子，和我爸爸一样，有火一般的热情，两个人在一起热到爱到死去活来……”成家榴多年后碰到傅雷的小儿子傅敏，她说：“你爸爸很爱我的，但你妈妈人太好了，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。”

1961年，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中谈及此事时说，她当年痛苦不堪，做过放弃的打算，但为了两个儿子最后还是隐忍不发。她欣慰地说：“不过我们感情还那么融洽，那么牢固，到现在年龄大了，火气也退了，爸爸对我更体贴了，更爱护我了……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，缺一不可的。”

傅雷对妻子的贡献也是由衷感激，他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说，“我经常和你妈妈谈天说地，对人生、政治、艺术、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感想，往往使我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个小小的头绪来。单就这一点来说，你妈妈对我确是大有帮助。”

在傅家做了11年的保姆周秀娣回忆道：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，她生病了，傅先生拿医药费给她，让她去看病，她若不肯，傅先生就发脾气;傅太太温柔文雅，十几年来没发过脾气，总是笑嘻嘻的。

傅雷还是被划为“右派”

1949年5月，中共在上海建立政权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傅雷感到不适应，尽管还是埋头翻译，其心境已经难以沉静。1950年6月，傅雷向画家黄宾虹吐露心声：

“蛰伏沪渎忽忽又已半载，苟全生命，乏善足陈，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，笔墨生涯更易致祸，懔懔危悚，不知何以自处。”

傅雷竭力想跟上时代的变化，1954年1955年，他看到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，他看了许多反映解放战争、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，觉得深受感动和感染。1957年3月，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，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。会后，他盛赞毛泽东讲话，并为在国外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手抄《毛主席对<全国宣传工作会议>大会讲话》，还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此次会议，是党内会议，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……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，毫无顾忌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。”

5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撰文鼓励“大鸣大放”;一周后，傅雷发表了文章《大家砌的墙大家拆》，对少数党员提出尖锐的批评。

面对“反右”运动汹涌兴起，傅雷在六七月间连续发表三篇揭发批判“右派”的文章。傅雷在《文汇报》发文《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》，猛烈抨击报社总编也是自己的好朋友徐铸成：“……直到近十天来报上陆续揭发，我才知道他是有阴谋的，有集团的，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，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，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。”

历史真会玩笑，政治风云突变，傅雷还是被指为“亲美反苏的急先锋”、“上海‘中间路线’的代言人。8月22起，上海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批判傅雷，《大家砌的墙大家拆》成为他“反党”的罪证之一。上海市作协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大会，傅雷做了三次检讨……

1958年初，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与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想保全傅雷“过关”，石西民找傅雷谈话了，暗示他检讨不妨将调子再定高点，以便顺利过关。

傅雷毕竟是傅雷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，“没有廉价的检讨，人格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“反右”大风浪过去了，傅雷夫妇总算逃脱了一劫，他们正暗自庆幸，没有想“反右”补课开始了，1958年4月30日下午，傅雷在批判会上被宣告为“右派”。

那天深夜，朱梅馥焦急不安，最后终算等到傅雷回来了，他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，还在念书，今天我就……”

从此，傅雷深居简出，翻译了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、巴尔扎克的《搅水女人》、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、《比哀兰德》。可是，他的译著被延迟出版或拒绝出版，有的出版社要他以笔名出版，被傅雷拒绝了。傅雷和巴金一样，是全国文化界仅有的几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职业者，没有单位，没有工资，傅雷陷入了极度窘迫的境地。个性刚烈的傅雷，为五斗米折腰，被迫给上级领导写信求助，措辞卑微……

1961年9月底，傅雷摘去戴了3年零5个月的“右派”帽子，有人要他对党表示感谢。

“当初给我戴帽，本来就是错误的。”傅雷淡淡地说。

由于心境不好和疾病缠身，翻译工作进度奇缓，直至1964年年8月，傅雷才译毕巴尔扎克的《幻灭》三部曲。1965年11月，傅雷眼疾稍好，就第4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《猫儿打球号》，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。

“文革”后，周而复向傅雷的儿子傅敏透露：当年，一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“反右”的领导来沪，示意上海“右派”太少。为了增加名额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命令将傅雷划成“右派”……

一个政治的波浪打过来，就把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个家庭的幸福全毁了。

傅雷和妻子一起在黑夜中愤而弃世

毛泽东亲自发动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!

1966年8月30日下午，区房管局选择队先上门抄家，闹到晚上7点多钟才离开;11点多钟，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闯进来，领头者是儿子傅聪的琴友李名强。

“傅雷，你的问题很严重!”李名强一改过去的毕恭毕敬，进门就大声喝斥道。

“你混蛋!”傅雷当场回击。

抄家在狂热地进行中。忽然，红卫兵在布满灰尘的阁楼上看到一只箱子，敲掉锁发觉箱子里有一枚模糊不清的镜子，背面嵌着蒋介石的画像;在一本旧画报里，翻到印着的一张宋美龄照片。

红卫兵一阵兴奋的狂呼!

傅雷夫妇大为震惊，这是亲戚解放前寄存在他家的东西，傅雷家几十年都没有翻过看过，闯祸了!

“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!”震天动地的口号响起。

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，被勒令跪着。

9月2日上午，傅雷夫妇被强行拉到大门口，站在长板凳上，戴上高帽子。四周是黑压压的人群。

1966年9月3日上午9时45分，保姆周菊娣还不见傅雷夫妇起床，就走近傅雷夫妇卧室敲门，没有回答，她推开门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于是赶忙跑到派出所。户籍警左安民赶到现场，看见傅雷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;傅雷先生穿的是汗衫、短裤，夫人穿的是睡衣。地上铺了一床棉被，显然是为了防止踢倒凳子发出声音惊醒邻居。一旁，一盏很暗的灯还亮着幽暗的光。

书桌上有一个包裹，里面装着钱和一封写给朱梅馥胞兄朱人秀的遗书。

遗书写道：“尽管所谓反党罪证(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)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，百口莫辩的，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(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)。我们纵有千万罪行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。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，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。只是含冤不白，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……”

遗书委托朱人秀代付9月份房租55.29元;将600元存单给保姆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;将现钞53.30元作为火葬费……

下午4点多，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傅雷信宅前，傅雷夫妇被抬上了车，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，尔后被送往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。

派出所发电报给在北京的傅雷儿子傅敏，他也在批斗之中，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朱人秀全权处理。傅雷夫妇遗体火化时，朱人秀也被隔离审查了，于是，傅雷夫妇的骨灰无人敢出面认领。

这天，一个27岁女子江小燕戴着大口罩来到万国殡仪馆。她对工作人员说，她是傅雷的干女儿，要求认领傅雷骨灰。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朱人秀家的地址，求得他的帮助后，她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大塑料袋，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。江小燕还写信给周恩来总理，说傅雷是被冤枉的。那些封信落到了造反派手里，她被追查审讯，虽然最终没有被戴上“反革命”的帽子,但却在恐怖中生活了10多年。傅雷辞世20多年后，傅雷大儿子傅聪回到上海，获知父母的骨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，就和弟弟傅敏四处打听“戴大口罩”的女孩。当他们见到江小燕，一再表示要物质感谢，江小燕都谢绝了，她最后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门票……

1979年4月26日，傅雷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在上海举行。上午9点半，上海市政协、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等单位代表和傅雷生前友好400余人，聚集在龙华革命公墓大厅;著名作家柯灵无限悲痛地为亡友宣读了悼词。平反追悼会后，傅雷的骨灰盒被安放在上海龙华“革命干部骨灰室”内，妻子朱梅馥则葬在了家乡青浦公墓。2013年10月27日，为了纪念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诞辰105周年、夫人朱梅馥诞辰100周年，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举行傅雷、朱梅馥骨灰安葬仪式，傅雷的长子、著名钢琴家傅聪和次子傅敏出席了仪式…